漂洋过海去谋生 “华侨之乡”梅县的客侨故事

华侨城、华侨中学、华侨大厦、华侨戏院，还有以“侨乡”命名的侨乡村……（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有着许多与华侨相关的地名，它们的存在无一不在默默述说着梅县的客侨历史。作为著名的侨乡之一，梅县华侨历史悠久，华侨文化积淀深厚，开放的风气和开放的人脉是最大特色之一。

据史料所载，早在宋朝末年，梅县便有人侨居国外，延续至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这700年，是一部客家人开拓新世界的奋斗血汗史，有客侨被迫背井离乡的无奈与辛酸，有客侨在外漂泊的奋斗与不易，亦有客侨荣耀归来的欣喜与亲切，更有客侨心系桑梓的爱国爱乡情怀。出外，谋生奋斗；归来，寻根奉献。

为弘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传播客侨文化，从今日开始推出由梅县区民族宗教和外事侨务局、梅县区归国华侨联合会、《南方日报·梅县视窗》编辑部联合出品的“客侨故事”系列报道，讲述客侨创业史、爱国史、好家风、故里情以及对“客家文化带出去，国外新观念、新技术引进来”等方面的贡献，以进一步挖掘梅县客侨文化内涵，助力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擦亮“华侨之乡”名片。

“一条江水向东流，送郎送到火船头，哪有利刀能割水，哪有利刀能割愁……”一首山歌，描述出的是当年客家人为讨生活漂洋过海扬帆下南洋前的离别场景，蕴含了与亲人远别的离愁别绪，而这样的场景在旧时松口镇的火船码头上几乎每天上演。

一直在路上的客家人，从中原腹地翻山越岭迁徙岭南，又从岭南漂洋过海迁徙海外，这中间包含了哪些辛酸无奈？勤劳的客家人怎样在陌生世界中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又如何怀念家乡、回报桑梓？

　　●蓝单

　　抗元失败后南渡印尼

　　揭开梅县海外迁徙第一页

“丈夫抛却旧田畴，辛苦谋生去远游，三月春耕劳不得，竟教织女作牵牛。”《梅县风土二百咏》中的一首诗，道出梅县人出外谋生历史由来已久，梅县著名的教育家梁伯聪(1871—1945年)先生在注释中进一步描述事实：梅县男子多往南洋谋生，耕事委之女人，近二十年女人把锄单督牛，前所无也。

这说明，梅县男子下南洋在民国期间已是普遍现象。

“我们对保存下来的侨批(梅县客家话‘信’为‘批’)研究发现，这些侨批既用文字向家人禀报平安和传达信息，同时会附上一点钱或物品。这些侨批显示，清末民初出外谋生的最多，而其起源要更早些。”梅州市侨批档案馆馆长魏金华说。

据《华侨名人故事录》，宋朝末年(约1277年)，梅县人卓谋与同姓800名壮丁响应文天祥号召参加抗元队伍，失败后，取海路乘船逃退，不料舟覆大海，10多名幸存者推举卓为领头人，继续漂海南渡，后来到了婆罗洲(印尼加里曼丹岛)。他们上岸后，以客家人创业开拓的锐气，就地开荒垦殖，安家落户，揭开了梅县客家人海外迁徙史的第一页。

此后，梅县人因诸多原因出国谋生。包括政治原因，因战乱、逃难等原因出国。有因宋末、明末参加复宋复明义军，战败后逃到海外的；还有因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洪秀全祖籍在梅县，害怕被株连避难到海外的；还有因民国战事不断，避居国外的。

而更多的原因或是生活所迫，客家人从东晋“五胡乱华”第一次南迁开始，经历了5次国内大迁徙，寻求的不过是一个和平、安稳的家园。为此，他们中的一部分跋山涉水迁到梅县地区。但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地处山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赋税繁重等现状，谋生变得越发艰难，不少人纷纷出洋谋生。

《光绪嘉应州志》云：“至清朝休养生息，人口繁衍，已有人多田少之患，况更二百余年，以至清末，物力之不支，民生之日困，固其宜也……所幸海禁已开，倚南洋为外府……”

此外，还有“卖猪仔”出洋当苦力的，这种现象多在鸦片战争后发生。西方各国殖民者在中国沿海各地大量招募契约华工(俗称“卖猪仔”)，梅州各地有不少乡民被招募到南洋各岛或欧美各地当苦力。

待华侨在侨居国站稳脚跟后，还有因婚配或继承产业而带人出洋的。如今，还有许多华侨因为留学或其他原因侨居外国。

　　松口镇是客家人下南洋出发点

　　最繁忙时每天停靠300多条船只

母亲带着孩子在码头遥望远方，不远处，是提着大件行李箱的男士正在等待船开；而旁边一位戴着高筒礼帽、拄着拐杖的绅士则在深情望向朝古街……松口火船码头的雕塑，凝固重现了当年客家人远离家乡出外谋生的场景。

“60年过去了，姑母站在船头向我们挥手告别的一幕，仍然清晰地留在我脑海。”在松口镇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李淼见证过太多离别，时至今日，66岁的他忆起6岁那年的告别，依然记忆犹新。

梅州地处山区，距离出海口较远，到最近的出海口汕头约200多公里。

“客家人要出海，有一条较为便捷的方式，即沿着梅江乘船而下。”梅州市外事侨务局副局长邓锐说。

其中，一个重要节点即梅县松口镇的松口港，它曾是广东内河第二大港，以前水上交通十分发达，商贸物流活跃。明末清初期间，江西、福建以及广东梅州地区的客家人出南洋，都要到这里来搭乘电轮至汕头，然后转乘大轮船到南洋国家。松口因此成了客家人挥泪下南洋的出发点。据说以前最繁忙的时候，松口码头每天有300多条来往船只停泊，有6000多位旅客从这里进出。

此前，松口镇还有“自古松口不认(嘉应)州”的说法。据介绍，以前松口与海外通邮、通航、通商均不用经过嘉应州城，海外信件的信封上只要写明“中国汕头松口转某村某人”，便经汕头港直转松口，再转入目的地。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纪念海外华人的“印度洋之路”项目最后一个纪念碑(全世界共七个，此为中国唯一的一个)落户松口，也证明它是客家人远赴印度洋，踏上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站。

如今历史已经远去，但遗迹仍然存在，华侨的歇脚地欧式洋楼“松江大酒店”，充满异域风情的老街骑楼、壁画，无一不在述说梅县人离乡背井、远涉重洋的悲欢离合。

而松口特产企炉饼，作为华侨们时常惦念的味道，则成了乡愁符号。据了解，企炉饼的口味、外形大致与北方大饼相似，是客家祖先南迁时带来的手艺。由于其便于携带、保存，它成了上个世纪客家祖先们下南洋时必带的食品之一。据松口古镇老一辈人的回忆，那时候祖先们为了生存，南下远洋，路途遥远，他们的家人常为他们准备满满一袋的企炉饼作为干粮，途中充饥之用。

　　少年远别归来白发

　　无数华侨虽居海外仍心系桑梓

远别是少年，归来已白发。尽管满是离愁，但仍要远走，客家人的华侨史，实际上是血泪史。

“现在大家印象中的华侨都很风光，回来捐钱捐物什么的，但起初他们过的都是苦日子。”魏金华说。

“讲起过番涯讨饶，挑起锡泥过浮桥，前转过得千转好，一转失脚命会么(无)。”这首山歌是华侨在侨居国血和泪的真实写照。

据了解，旅外华侨、华人在侨居国的职业，不同的地区有所不同，不同历史时期，亦有所不同，但最初干的都是辛苦活。

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开始时多为种烟、割橡胶、捕鱼、烧炭、当裁缝、鞋匠、铁匠、金匠等手工业工人，或当小杂货店、洋货店、小五金店店员。比如，著名的侨商潘祥初曾经就是杂货铺的学徒。

若干年后不少华侨有了积蓄，再从事商业。他们的商业活动主要经营柴、米、油、盐、布匹、百货日用品等，靠微利维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有少数华侨，靠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积累，成为事业有成、富甲一方的殷商巨贾。

而在欧洲的梅州华侨华人主要从事服务行业，小部分人经营超市、进出口贸易等，西欧的华侨华人原先大部分从事中餐馆业。分布在美洲的早期华侨华人，多不识字，主要以开矿、筑路、开河、务农、捕鱼为业。

随着历史的发展，许多华侨华人经济状况和文化水平发生了变化，他们凭刻苦勤奋、聪明才智，在出口业、房地产业、银行、律师、医务、财会、科技及高等教育等领域也打出一番天地。

有了经济基础后，许多华侨不但关注侨居地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更是心系桑梓，投资创业，捐资修路，兴办学校、医院等，为家乡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奉献。

如今，横跨在悠悠梅江河面上的梅江桥、东山大桥、嘉应大桥等，都是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热爱桑梓的见证。

张榕轩、张耀轩兄弟投资兴建潮汕铁路，丘元荣在东较场背开办首家华侨玻璃厂……无数华侨回乡投资兴业、热心家乡公益、支持祖国建设，名单列不完的是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对家乡的深情。

　　■印记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梅县人

罗芳伯(1738年—1795年)，原名芳柏，出生在广东梅县石扇，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兰芳共和国(1776年—1886年)的缔造者和印尼婆罗洲开发的重要贡献者。

据史料记载，罗芳伯“少负奇气，生性豪迈，行侠好义，喜结纳”。因多次乡试不中，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35岁的罗芳伯决定下南洋谋生，历经风浪，从一个叫“三发”(今天的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地方上岸。

起初，罗芳伯以教书为业，他有文化、有胆识、有才能，又懂武术，身体壮实，既能团结侨胞，又能与当地土人合作，深受当地人民和华侨的拥戴。罗芳伯在站稳脚跟后，积极联络当地头领，成立华侨与当地民众相结合的军队。

1777年，罗芳伯与潮州人陈兰伯一起在东南亚西婆罗洲(现称西加里曼丹)坤甸成立了“兰芳公司”，是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含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组织。由于不少当地土著酋长都要求兰芳公司保护他们，罗芳伯又在坤甸成立“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并担任共和国元首，总揽国家保安及各部族之间的协调工作。而各部族的内部事务，仍然由酋长负责。在国势最高峰时，兰芳共和国的势力范围占有整个婆罗洲。

1886年，这个在异域建立起来的华人小国，遭到殖民主义侵略军的猛烈进攻，终因武器太差而失败，这个华人国家也不幸灭亡。兰芳共和国共存在了110年，尽管时间短暂，但作为华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共和国，印记了华侨华人在南洋的历史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