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1年开始，环绕还剑湖，似已成为我每到越南首都河内，必然进行的一项仪式。
大前天（10月26日）我陪三位台南市文化局代表到河内师范大学参加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越南文本的新书发表会，翌日凌晨6：00，这项环湖仪式，又由我独自进行了一次。
我也不晓得自己怎麽明明前一夜没睡好，隔天却还是起得来，赶在6：00之前去环绕环剑湖？大概是因为我二十几年来每次到河内之前，总会先跟范秀珠老师相约“时间：上午6：00，地点：还剑湖玉山祠前”的缘故吧。
范秀珠（1935-2017），越南最有名的翻译家，我何其有幸啊，从1991年第一次到越南就认识了她。我自2000年至2013年，在河内出版的五本书，都承蒙她本人亲自为我翻译。
二十几年来，我与范老师在还剑湖玉山祠前的约会，几乎没有一年中断。记忆中，她总是比我早到。每当我去到现场，常常见到她老人家正在玉山祠前的山神庙合十膜拜，或者静静坐在长椅上等著我的姗姗来迟。
然后，我们老少二人便以顺时针的方向，避开一处又一处从事晨间运动的人群，绕著还剑湖悠然散步，边走边聊，谈天说地。在约莫一个小时内，置身于幽美的湖光水色的我，侧耳倾听著她悠悠道来的标准华语，话语中满是关于文学和彼此家人的各种信息，拂面而来的，尽是暖人的春风，风中有微微的笑声，也有轻轻的叹息。
环绕还剑湖，我和范老师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从女儿即将出生，说到她考上了律师。她则从照顾有心脏病的丈夫，说到照顾罹患帕金森氏症的儿子。时间一晃，前后跨越二十几年。每年每次的环湖对话，无论我再怎麽不捨，也都不敢超过一个小时，因为我知道她必须赶在早市收摊之前买好菜回家，照顾正要起身下床的病人，所以我们才会约在上午6：00见面，而她的家就住在环剑湖边、天主教堂附近一条狭窄的巷弄内。
记得我最后一次与范老师环绕还剑湖，是在2016年12月3日。2017年3月23日，高龄83岁的范老师离开了人世，她只比我母亲小一岁，但比我母亲多留人间13年，这13年间我常在还剑湖畔看著她的背影，思念我自己的母亲，有一回她似乎察觉到我的不对劲，突然转身对我说：“我不喜欢我的儿子在我背后流泪。”那天清晨，还剑湖飘著微微细雨，我记得。
2017年3月25日，我赶赴河内，在她告别式会场见到了她生前许多同事和老友都来送她最后一程。当时，我望著她慈祥的遗照，脑海裡不断浮现的是她2016年12月3日在还剑湖边的各种牵挂，牵挂著家人，牵挂著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的翻译，牵挂著我要在越南出版的第六本书。
2017年年底，我曾为了即将借调金门大学、有意推动金门文学的越译工作，又去了一趟河内。有一天上午8：00，天气晴朗，又不炎热，阮苏兰和阮秋贤两位年轻博士知道我来河内最想去的地方，但又怕我一个人触景伤情，所以特地陪我重回还剑湖边。那时蓝天上飘著几朵白云，龟塔挺立湖中，杨柳低垂水面，景色如画，玉山祠香客众多，长椅上坐满了游客。我喃喃自语：怎麽来湖边运动的人变少了，没想到她们竟然体贴地说那我们下回约定：“时间：上午6：00，地点：还剑湖玉山祠前 ” 吧。原来，她们也知道我过去环绕还剑湖的时间啊。
如今，我在越南出版的第六本书，以及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越南文本新书，都已摆在范老师的遗照前了。
下回再来河内环绕还剑湖，转往范秀珠老师家时，我希望我手上拿著的是金门《陈长庆短篇小说集》的越南文本新书。
陈益源 （台灣）
－－－－－－－－－－－－－－－－－－－－－－
秋风吹过红薯地
秋风就像一位拿著颜料的画师，雍容华贵，不急不躁的在田野裡游走，去描绘自己的美景。她把绿色的辣椒，先涂抹成蜡黄，一会儿又添加成红色；她把青色的苹果，不知不觉的描绘成粉色，极像小孩子红扑扑的脸庞；她把褐色的棉花桃子打开，喷上几瓣白色的花朵，让她与蓝天上的巧云对话……
不经意间，秋风趔趄著误入红薯地。只见一畦一畦金光闪烁，绿叶翻滚。红薯秧子最顶尖的几片叶子是紫色的，它们昂著头、伸著脖子似乎和秋风较劲，或者是为了显示自己为根部输送一季的营养而自豪，这样的颜色它们自始至终并没有改变。而长长的秧子后部，儘管那又粗又长的茎秧好像没有什麽变化，但是越往后的叶子却显得越来越衰老了。秋风在地上找不到果实粉饰，就把这些老叶点上黄色、褐色、黑色，吹落到地上。苦霜还没有来，绿色的田野仍然在和季节较量。秋风因为找不到红薯，似乎躲了起来，去等待红薯的出现。我却不合时宜的来了，我在红薯地裡，蹚著满地的清香，惊起群群秋虫，寻找一个关于红薯的秘密。
红薯，学名番薯，又名甘薯、地瓜、金薯等。起源于墨西哥以及热带美洲，大约在16世纪末叶传入中国，其之所以称番薯，大抵是因为它是“舶来品”之故。明万曆年间，值闽中旱饥，可充穀食之半。先后引入中国福建、广东，而后向长江、黄河流域及台湾省等地传播。现今中国的甘薯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占世界首位。因为产量高，可充穀食，便于度饥荒之年，所以流行开来。
红薯这东西，我更愿意叫它地瓜。我的童年几乎天天和它在一起，真不知是爱它还是恨它，它忠实的陪伴我成长。那时，因为粮食少，地瓜差不多是我们的主食。生吃地瓜、熟食红薯、煮甘薯干、蒸番薯面窝窝头，每天几乎离不开它。地瓜面窝窝头黝黑黝黑的，涩而硬，难以下嚥。母亲，还发明了一种“擦面鱼”的做法，就是把地瓜面和好，用擦子擦在锅裡，煮一煮，加上葱花或者萝卜丝，点几滴油，果然好吃许多。后来，蒸出一种花馒头，就是一层黑的地瓜面，一层黄的玉米麵或者一层白的小麦面，引诱我们多吃一些。地瓜这个家伙，最终让我吃得够够的，看到它就有点反胃，以致我成年后很少去碰它，那怕在我身边飘来的是撩人的烤瓜香。值得一提的倒是有两个场景让我难忘，一是饿的不行时，我们小伙伴在地裡的焖红薯（也叫烤地瓜），用坷垃围一圈，用玉米秸把坷垃烧红，把红薯放在坑裡用坷垃埋起来，焖上一会儿红薯就熟啦，有时是半生不熟的，常常啃得满嘴是黑灰映衬著白白的牙，一起傻笑。另一个是看漏粉条，红薯可以打成粉面（淀粉），粉面可以漏粉条，大人们一手端著瓢，另一手执著这只手的手脖子，手哆哆嗦嗦的，那落下滚烫锅水的丝线就变成粉条，我们忍不住捞出几根，更多时候大人们给我们几节疙瘩，粉条那怕节疙瘩还是蛮好吃的，如果再在火上烤酥脆……
我的回忆被一声“烤好了”所打断，一盘从电烤箱刚刚取出的烤红薯摆在面前，扑鼻的香气，掀开灰色的硬皮，是黄裡透出红色的光泽，掰开是沙黄带红丝的内瓤，香、甜、黏，完全没有我童年的感觉，一种新鲜感油然而生。如今，现场烤制的红薯，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有“长寿食品”之誉。据说，有抗癌、保护心脏、预防肺气肿、糖尿病、减肥等功效。乾隆皇帝活了89岁，曾夸讚说：“好个红薯！功胜人参！”从此，红薯又得了个“土人参”的美称。同样是红薯，感觉两不同；他年吐酸水，近日食欲增。
红薯最愿在沙壤土裡生长。现在许多农村种植的原种红薯，经过育苗、脱毒、种植、窖藏等系列标准化生产过程，外观、甜度、糯度、香度都比传统的红薯要高几倍。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提高了好品种的落地实践效率。公司对合作社裡的种植户们进行插秧、施肥、控制品相等全过程的技术指导，为打造精品、形成地域品牌做好了铺垫。过去人们用‘地瓜价’形容低价，现在红薯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价’商品。小红薯大产业，通过做大规模、做强龙头、做精产品、做亮品牌、做深文化，红薯产业成为产业兴旺的“引爆点”。烘烤型、鲜食型、加工型、薯乾、薯泥、速冻薯块、甘薯果脯、休閒系列……惟感歎小红薯摇身变成了“金疙瘩”。
真的不知秋风躲在了何处，剩下我孤零零的在红薯地裡遐想。有一点发黄的肥硕的叶子，静静的在那裡伸著小手掌，似乎和我握手，我伸出手抚摸著它，不觉滚出两行泪水。我想起了母亲做的红薯叶玉米麵菜窝窝，母亲在下晌的路上，顺手撸几把红薯叶，回到家拌上玉米麵一会儿就蒸好菜窝窝。蘸著仅有的蒜泥吃，开心极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常常把地瓜叶梗子折成一节节挂在耳朵上觉得好玩时，依稀听说县裡的酱菜厂出口日本的地瓜蔓很受欢迎。我还记得，我用红薯叶或者白菜叶喂养过一隻蝈蝈，整个秋冬我都听著它的歌声进入梦乡。
秋风终于窥见了玄机。当她把树叶染成金黄，又吹得它轻盈舞蹈落向大地时，果实在树上，而红薯却看不见果实。她终于明白了，红薯叶在田地裡的使命已经完成，它的果实原来在地下。低调是品质，含蓄也是一种美德。那埋藏在地下的一块块，一都噜的红薯急不可耐的撑破了土层，裂开不规则的缝隙，露出了白色的，或淡红色、黄色的或褐色的胖胖的体肤。有点发凉的秋风，戏逗著红薯好像在说，出来吧，出来吧，我看到你啦。
几隻喜鹊在杨树林裡喳喳的叫著，你追我赶；一群白鹭在河渠裡悠閒的游弋、觅食。忽然，一阵突突的拖拉机的声音响起，惊起喜鹊和白鹭飞向远方。突突的声音过后，红薯地裡留下一溜溜、一垄垄的带著色的胖胖的红薯，这些硕大的果实，很像刚刚生下的孩子，满地打著滚，又像遍地奔跑的小肥猪。“肥猪拱门”总是一件吉祥的事儿。秋风笑了，上前去亲吻它们，它们那极细的茸毛在颤巍巍的抖动。薯农笑了，半年的忙活终于有了不错的收穫，
他们走上前捡拾起它们，放进箩筐，就像捡起一块块金疙瘩。笑声随著秋风激荡在无边的原野，冲向蓝色的天空……是的，又一个丰收年。
牛兰学 （河北 邯鄲）
－－－－－－－－－－－－－－－－
三十而立，再攀高峰
——《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忆旧
(FOTO)
六月初, 正当手机里尽是美国特郎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在新加坡举行美朝峰会的新闻与走向时, 我从脸书与微信里，收到了缅甸将在11月举行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简讯！
王崇喜说：“ 今年是30周年纪念! ”
我这才猛然忆起, 这项在1988年首次在新加坡召开的区域性华文文学活动, 如今已迈入第30个年头!
文艺团体与宗乡会馆合作
1988年12月21至24日, 新加坡文艺协会（简称 “文协” ）在新加坡金门会馆的赞助下, 倡办了“第一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 时任文协会长骆明在开幕仪式上指出：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是中国台湾香港以外的重要一环…..。本区域华文文艺的发展, 非但不但抵触国家意识的形成, 反而能丰富本国的文学知识宝库。
他说：“ 华文文艺在多元文化的亚细安国家能夠健康发展, 对于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为这项活动主持开幕仪式的是时任交通与新闻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他呼吁文艺团体与宗乡会馆合作；而宗乡会馆也可以把会务活动转向文化艺术, 共同推动文艺活动, 从而更全面地协助国家推动文化发展。
除汶莱之外, 其他亚细安国家的代表都来了!在三天的研讨会上, 各国代表报告了己国的文坛概况, 大家分享经验, 并达致重点目标, 即成立亚细安联络中心、出版亚细安华文文艺丛书、翻译亚细安华文文艺作品、成立亚细安华文文学奖!
毋庸置疑, 首创不易! 而“第一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在金门会馆财政与膳宿上的支持并协助, 才得以成功举行! 欢迎晚宴筵开10余席, 记得时任会馆第一副主席陈国民说：“ 请客不可寒酸。” 他是叫了美味佳肴招待大家的! 沒错的话, 当晚筵席便花了6000多新元! 之后的晚宴, 时任文协总务的我，请挚友邓广钧赞助了一晚；另一位是时任文协的名誉会长卓济民, 我拨电和他说了, 他也一口应允赞助另一晚宴席；早餐和中餐, 则是由会馆擅长厨艺的员工负责烹煮，节省了不少出外用餐的交通时间!
印象最深的是, 由于会馆当时并无电梯设备, 我们那时算是较年轻的工委会成员, 提着国外代表的行李箱上四楼的客房, 往往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八间客房并无冷气设备, 只能借助风扇，然而外国的作家朋友并无怨言, 大家都谅解！
陈国民是50年代新加坡华侨中学学长, 金门乡亲, 年少时自印尼移居星洲；他又喜欢书法, 平时也写写文章, 许是这些原因吧, 我们在为文艺营踌躇着经费时, 请了他帮忙! 记得在引荐骆明会长、刘笔农副会长与他见面时, 先是到他在芳林苑的办公室, 之后下来大厦內的一间中式餐馆, 还由他宴请我们三人一顿美味佳肴。就这么一次见面后, 敲定了金门会馆全力支持与赞助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召开！
记得举办期间, 泰国团长方思若身体不适, 我和泰国团员老羊扶着他从四楼下到地面层, 然后载他到数公里外, 好友何耀明的诊疗所看病, 所幸服药后并无大碍!这之后那两天, 我一直祈祷国外作家安然无恙, 毕竟, 要病中的老作家从四楼走下来, 尽管身旁有人扶, 肯定还是非常辛苦的!
经费见绌, 能省则省, 接送国外文友往返机场, 当然由理事们与热心文友帮忙。后来几次参加国外文学活动, 发现外国朋友也是如此, 毕竟, 大家航班不同, 犯不着租大巴士。那几晚自由时间, 便载着外国文友出游。记得有一晚, 载印尼女诗人茜茜丽亚探访她的亲人回到会馆后, 再要驾车回家, 却开不动了, 只好把车留在会馆大厦内, 隔天请人来修理!
那年, 印尼的两位代表茜茜丽亚与冯世才, 都来自雅加达。据悉, 万隆的林万里也会出席, 我载了冯世才到飞机场, 等了一段颇长时间却没见林万里出现，后来才知道, 他在出发前被有关当局拦阻了, 以致未能飞来新加坡参加文艺营!
那个年代, 印尼华文作家参加国外文学活动, 还是背负着一些压力与风险的!
后继者勇往直前令人鼓午
1990年3月11至14日，“第二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在泰国曼谷普宁同乡会举行, 我也随同文协代表团出席。同样在会馆举行文艺活动, 但已入宿小旅店, 条件比第一届好多了!那回认识了好多文友, 如菲律宾的蒲公英、东晓即是!除了文艺研讨会, 主办当局还安排了游览了世界闻名的北榄鳄鱼湖，并南下芭堤雅。
1992年“第三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 我没出席。
1994年“第四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尽管文艺营召开时，我因公务人在雅加达，返星后再赶去马尼拉，时已傍晚, 在机场枯等了半个多方小时, 估计无人来接机时, 我叫了一辆计程车, 请他送我去下榻的旅店。抵达时, 发现旅店颇为堂皇！当然, 文友们不是志在豪华旅馆，重要的是大家志趣相投, 为促进亚细安各国的华文文学交流与发展而共同努力!
正高兴马上可以加入活动时, 却发现大厅并无文友的面孔出现。询问之下, 原来与会文友都去参加晚宴了！
不觉得饿, 也不放心把行李托付给柜台而出去觅食, 于是一个人在那儿等。约摸两个多小时后, 大伙儿回来了, 我这才算是报到, 成为本届文艺营 “迟到” ；或说是“最后报到”的一名参加者。
隔天是闭幕礼。哈哈！我赶来参加闭幕礼。之后是旅游节目, 游百胜滩! 我也随同其他国家代表, 记忆中有泰国的老羊、曾心；大马的驼铃、孟沙、伍良之，游览马尼拉西班牙古城。
2004年12月万隆“第九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与 2014年12月雅加达“第十四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 身为印华作协海外顾问, 我都受邀出席了上述两项文学盛会!尤其是2014年, 我更受托转交新加坡孔子学院颁发给印尼前辈作家黄东平的特别奖金5000元, 由印华作协会长袁霓在欢迎晚宴上代领, 稍候转交住在梭罗的黄东平。两个多星期后, 这位以《侨歌》三部曲闻名, 也是第六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得主、印尼当代最受人瞩目的华文现实主义作家, , 终因病魔与年事已高，而于12月26日离开人间, 享寿91 !
30年来, 在亚细安华文文艺营认识的文艺前辈, 如第一届泰国的方思若、许靜华、姚宗伟、老羊；大马的马汉等等, 都已成为古人! 然而, 后继者依然勇往直前, 特別是客观环境诸多限制的一些亚细安国家, 也义无反顾地挑起重担, 这是十分令人鼓午的!
2015年, 有幸受邀出席了在缅甸举行的“第八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 对缅甸文友, 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努力与执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回, 虽不能赴会, 却衷心祝贺“第16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成功举行。三十而立, 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再创新犹 , 再攀高峰！
（稿于2018年7月5日，高林园）
寒川 （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