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1年2月出生在广东梅县,两岁时 跟随母亲到印尼与父亲团聚。
伯父早年来到印尼做木工,用剩下的钱开了个小商店,后来就把父亲也接了过去。伯父年老后要回中国养老,就把小商店留给 了父亲打理。这个小店位于雅加达城东郊 的干冬圩(Jatinegara),经营米、盐、油、木材等日常杂货。干冬圩还住了不少荷兰人, 建了很多洋房,我们的顾客以荷兰人为主,也做当地印尼人的生意。在日本侵占印尼后, 荷兰人被赶走,而荷兰人平时习惯以先除账 后付款的方式买东西,结果账收不回来,家 里就破产了。
干冬圩原来很落后,当地的印尼人比较 贫困,而大部分华侨靠做小生意谋生,小部分 当店员。不过后来此地被改造成一个进步 的地区,我就是在那里成长的。
我五六岁的时候,到中华会馆创办的中 华学校校开始读书认字,一直念到六年级。我从小喜欢看书写作,作文比赛常常名列 前茅。到三年级时,日本侵占印尼,学校改名 为“民众学校”,在中文之外还必须学日文。我们从小就听到日本侵略霸占了中国,所以 很恨日本人。
早在日本侵略印尼之前,父亲就订了《新报》。该报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所以 我们从小看到的报纸标题就知道日本是坏 的。
1945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了雅加达中 华中学。我的文笔不错,在学生会负责板 报,宣传爱国思想,得到学生会的信任和培 养。
1948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条件困难, 为分担父母的经济压力,我高中读了三个月 就辍学,经推荐到“大众生活社”工作,担任 总干事一职,全面负责大众社各项事务。
大众生活社是干冬圩的社团,内设有 图书馆,阅览室,存有书籍和报刊,供社团成 员借阅。每年举行几次大型活动和演出, 以话活剧、歌咏和舞蹈为主。每周有时事 讲座及学习座谈会,还为有需要的华侨办 夜校,有国语班、印尼文班、会计班和哲学 班等。还给家庭妇女办识字班,效果也很 好。这些活动的影响很大,团结了广大华 侨、改变了当地落后的社会面貌。1949年 12月27日、荷兰殖民政府正式承认印尼独 立,我们为了表示庆祝,在那天同时升起了 印尼国旗和五星红旗。
大众社租用荷兰殖民者离开后的房子 作为固定活动场所,几经搬迁,最后搬到了 小学对面。社员以学生居多,也有店员、职工 和开明商人,成员人数在两百名左右。我作为总干事,每天的工作很多。下午两点上班, 收拾整理桌椅、书籍等物品,打扫卫生,到四 点左右分报,五点以后社团活动开始,有座谈会、夜校、打球、歌咏队等,一直到晚上十点结束。我还负责管理月捐(即会费),代理《生活报》、《新报》和培养报童。
我工作踏实,思想进步,而且守纪律,得到 社员的信任。1951年,我开始到学校代课。三个月后本来要离开,学生却不让走,挽留我。不过我还是不得不离开,来到华中教四年级,也很受学生欢迎。半年后,回到干冬圩 中华学校继续当老师。1952年,经大众生活社建议,干华小学改名为“中华公学”,请了许多教师,我被聘为生活指导,相当于教导主任,成为该校的领导成员之一。在职期间,我也教课,不过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好思想和好 性格,并且在这方面的成绩突出,改造了很多学生至今和学生的感情还很密切。无论在印尼还是回到国内,我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对别人,要指出其错误和不正之处。对每个学生也是如此,认真负责,不随便迎合告诉他们事情的利与弊。
到了1957年,父亲突然病重,希望我 能回家去接班做生意。我不善于做生意,本来不愿意,但是出于家庭考虑,还是同意了。原本 1954年就想眼谢秀香一起回国,不过未能实现。到后来做生意,每天就是在街上摆摊,觉得没意思,没有出路,长处无法发挥, 就决定要回国。得到允许之后,我办理了护照,不过上面写明了还回到印尼,是往返签证。移民局人员看了就问我为什么要回去, 此时我已经是商人,就说想回去看一下,便通过了。
1959年4月,我在雅加达登上轮船,途经香港到深圳,回到了祖国。到广州后住在华侨大厦,而后加人观光团来到了北京。过了没多久,由于印尼的排华形势更加严峻,我就留在了中国国内工作,被分配到中国新闻社图片部,担任摄影记者,主要负责报道归侨先进人物,侨乡新闻。我最一开始是从妹夫那里接触到摄影。他有照相机,结婚之后也来家里拍照。我对此很感兴趣,并且也学会了照相。一开始也买不起相机,后来工作了,才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在印尼时,我拍了不少大众生活社和学校校活动的照片,比如学生演出、参加游行、到郊外旅游等,留下了很好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摄影技术也得到了提高,自学成才。等回到国内决定留下来时,我的特长得到重视,就留在了中新社工作。
1961年,我去报道辛亥革命50年纪念会,为末代皇帝溥仪和当年将他赶出紫禁城的鹿钟麟的历史性握手拍下了珍贵照片。
1963年元旦,政协全国委员会设宴招待在京七十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 代表,各民主党派全国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各 部门领导和参事室的老人,周恩来总理亲自为担任过前北洋政府临时总理的91岁老人朱启钤夹菜。我也为这温馨的一幕留下了珍贵的图片记录。
1963年,我做为中新社记者,随团赴印尼报道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
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再次大规模排华,并在次年颁布了数十项排华法令。我作为中新社记者随接侨小组乘光华轮赴印尼接侨。我们先在湛江接受培训,学习射击、游泳等技能。那时候文革刚开始,船上工作 人员也有人跟着闹。“光华轮”三个字用楷书写的,有人就把字刷掉了,说是繁体字,是反革命,结果被请下了船。接侨很危险,我们随时 做好牺性的准备。光华轮每次接近越南海岸时,都会有美国飞机出现,我们都要准备好迎 接战斗。到印尼后,我们直接去难民营,难侨们都很兴奋,很感谢我们。我也拍了一些照片, 不过主要工作是接侨。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 经受了各种考验,最终完成了接侨任务。
1967年回到北京后,我继续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由于我不参与派别之争,所以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不过也引起了某些人的关注和妒忌,差点受到排挤。
1970年2月,中新社解散,我负责把图片 部的业务和器材移交给新华社,然后就下放到中侨委在江西的干校劳动锻炼。在干校 劳动不到十个月,我被分配到北京郊区的一 个军工厂当工人。结果没几天就又被分配到一个街道的标牌厂,而后又来到一个首饰 厂。有一次我到怀柔招工人,挑了几十个有文化、底子好的人,其中不少是下乡知青。他们
到工厂之后很认真工作,也都很感激我。我在厂里除了日常工作外,还负责厂里青年的思想工作,其中两名青年表现比较突出,一位全国妇联当干部,另外一名自己考上大学,我自己也被选为工会副主席。
1978年,我调人北京市中旅社工作,负责培训训导游。我跟着他们到各个景点,看他们讲解,发现讲解的内容十分简单,在一个地方没讲几句就走了。于是我就到各个景点的单位收集资料,抄回来很多详细的资料,并编辑成册。导游们知道了很高兴,都来抄回去学习,知识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连续数年,我利用旅游淡季的时间,举办冬训班,请参观单位的专家来讲课,还请政府机关人员来介绍侨务政策、国家建设等情况, 提高导游的业务和思想水平。由于成绩显著,我被评为北京市职工教育先进工作者。
1984年,我被调入北京市旅游局外宣处, 每月负责出版旅游宣传册,除供市旅游系统 使用外,还发往国内其他城市的旅游单位作为交流参考的资料。北京市旅游局决定由外 宣处负责赴美举办展览, 目的是为国际人士和华人华侨更好地了解北京市的景观景点提 供一个窗口,我作为外宣处的负责人之一, 带领几位干部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1991年离休以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 与精力与海外亲朋好友保持密切联络。1992年,我首次回到印尼探亲,停留了一个月,见了很多学生和同学。1995年,印尼当地校友为重新创办华文学校而成立了干冬圩中华公学校友会(干公校友会),他们尊重我们当年的工作经验,特地邀请我们到印尼参加校友会的成立大会。在期间多次的聚会中,我除了向校友介绍国内的发展情况,还鼓励他们回国旅游和投资,同时也鼓励他们开展好第二代华人的中文教育,不要忘记祖籍国的文字和文化,而且要到中国去留学。这些侨二代到中国读书之后,也经常来家里看望我们,我们也很关心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和学习,时常帮助他们。侨二代们努力学习,毕业后多数人回到印尼,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
回想起来,我从一个小孩开始受到前辈的教育,思想认识慢慢成长起来, 到后来参加工作,一直到回国,归纳起来:第一,要爱国。因为爱国才能去奉献,才会去积极参加社会工作。第二,对工作一定要忠诚和认真,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好,不能应付或者马虎,特别是当老师,更要对学生负责,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让他们走 上正确的道路。很多学生到现在都还记得我,过年过节从香港和世界各地给我打 来电话问候,说明辛勤的付出和认真的工 作态度是会得到回报的。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采访并整理,执笔:江振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