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和张艺谋的活着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给张艺谋拍成电影并获康城影展金棕櫚獎后，知名度更高。

《活着》讲述了福贵的一生。阔少爷福贵嗜赌如命，终于赌光了家业，父亲被活活气死。母亲在穷困中患重病，福贵在求药途中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后被解放军俘虏放回家，母亲早已去世，妻子独自养大两个儿女。此后悲惨命运一次次降临，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一头老牛和年老的他相依为命。

在这里，福贵的命运有个人种下因果的必然性：因迷赌而一贫如洗；也有因祸得福的荒诞性：因破产而没评成富农给新政府清算。他的厄运有战乱时代发生的常性：抓成壮丁和成为俘虏；也有特定历史并发的反常性：儿女给无知的红卫兵谬误处理而死。它有妻子长病而死的自然性，也有女婿因工作出事故而亡、孙子因吃豆子撑死的偶然性。

历经了这些苦难，老人却依旧活着，仿佛已经把悲痛消化而变得洒脱，现出道家面对生死的豁达之感。为此，以现实主义为标榜的评论家曾给予尖锐批判，认为主人公的苟活是麻木和卑鄙的生存。

其实，《活着》是冷酷落叶中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余华表达的是存在主义的命题，主人公的命运也昭示着生命的荒诞。不过，他不像写出异乡人的卡缪，把存在问题当成个体生命问题来思考，而是把它放在大时代背景下，从内战、大跃进写到文化大革命，写出了一个民族对苦难的承受能力。

与西方悲观的存在主义不同，余华道出了绝望的不存在。就像书中人物所说“死也要活着！”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事物而活。《活着》讲述了人怎样和自己的生命为友，也写出了中华民族的求生哲学。于是，存在主义也锐化成生存主义。

在电影中，张艺谋对原著的情节有所更改，他不再让福贵全家死亡，而留下长病赖床的妻子，以及残疾的女婿和小孙儿馒头。在悲苦中展现出一丝暖意。对这些更改，评论家王德威认为太煽情，让作品失去应有的思想深度。

本人却认为，张的改编在电影中是很恰当。电影艺术不像小说，它要把主人公从苦难中洒脱出来，就不能一昧靠心态变化或独白来呈现，在以写实为主的电影风格中，张艺谋需要一些象征性的画面，来表达出作者的思想。

在电影结尾中，病床的妻子哄着小孙子馒头玩小鸡：“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等牛长大了，馒头也就长大了”。是的，生命的生生不息，给予人们生存的意义，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庆生的乐观哲学。就是这些古老希望，让中华民族从漫长的历史苦难中度过来。电影呈现出的意象，恰是让余华的存在思考，深深扎根在中华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