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兴隆华侨农场印尼归侨的生活

上世纪六十年代1960年,数以万计的印尼华侨受印尼右派势力掀起的反华排华浪潮所波及,纷纷踏上回国之路,其中有几批共2000多名印尼归国华侨被分配到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定居。从此,他们开始了另一种新的生活,像钉子牢牢钉在木板上一样,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46年。后人很想知道,几十年来,他们在那里是如何生活的。那是一段虽然平凡却值得回忆和宣传的经历,后人应该记住,兴隆还有一批经历过千辛万苦的印尼归国华侨。

1960年的兴隆华侨农场。与全国各地一样正处在粮食、物资紧张时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印尼归难侨来到了兴隆这块土地。

未接触兴隆之前,兴隆给予印尼华侨的印象是美好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媒体对外宣传兴隆,作了一些夸大的描绘。说兴隆是一个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新农场,耕地用拖拉机,教育完善,除了有中小学,还有大学,一律实行免费教育,等等。

然而,这些归难侨到了那里后,面对的许多现实,逐渐代替了完美的想象。

从海口到兴隆仅仅208公里路,他们乘汽车竟然走了整整六个小时。在车上时,大家还有说有笑,可一到达目的地,他们立即静默了下来,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兴隆唯一一条解放前留下的败落的街道,街边只有十间砖瓦木结构、破旧而且大部分关着门的商店模样的房子,街的尽头还有几间茅草屋,其中有一间低矮的茅屋是“车站”。

印尼归侨到达兴隆华侨农场时已是黄昏,他们很快就被安排到农场的各个作业区的生产队,早已站在路边等待印尼新归侨到来的马来亚老归侨们,马上走上前扶老携幼,带他们到生产队公共食堂吃晚餐。

经过一天路途奔波劳累,加上饭菜不合胃口,大部分人都吃不下饭。随后,他们住进了被事先安排好的门上写着名字的瓦房。那时整个农场没有电灯,到处黑灯瞎火,屋予里只有昏暗的煤油灯。

第二天,许多人早早就起床了,他们急于想知道生产队周围的环境和其他各种事情。他们看到,生产队周围种了许多橡胶小苗,也有一些水稻田、番薯地。他们还看到,生产队里还有一些茅草房,那里住着从马来亚、泰国等国家回来的老归侨和老职工。过后不久,他们知道,这里的一切物资是根据劳动力、大人或小孩、学生等,按人定量分配的。新归侨劳动力每月的大米定量是25斤,老归侨老职工则是18—20斤。发给新归侨的布票也比老归侨老职工多些。

有一两批印尼归侨来到兴隆时正值冬天,农场就及时给没有冬天用品的人发放棉被、棉衣和卫生衣等。对于农场、作业区和生产队的关心,对于老归侨老职工的热情接待,印尼新归侨们内心感到激动,都表示感谢。然而,眼前的事实是,这里的生活比起印尼的生活艰苦多了,差距很大。况且从好到差转变的时间,仅仅一个星期左右。突如其来的艰苦生活,令许多印尼新归侨措手不及,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许多人想不通,后悔的心态持续了很长时间。迫于无奈,他们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印尼归侨在海外时,从事的职业大部分是小商小贩,很少有干体力活的。1960年回国的印尼华侨,绝大部分被安置到华侨农场参加农业劳动。兴隆华侨农场种植的经济作物有橡胶、胡椒和咖啡等。粮食作物有水稻、番薯等。印尼归侨过去从来没有种植过这些作物,一切必须从零开始学。

大家都知道,从事农业生产是非常辛苦的。每天清晨五点半钟,天刚亮,生产队就会先后敲响起床钟和出工钟。这时,印尼新归侨和老归侨老职工,就会紧张地前往生产队公共食堂,胡乱吞下几两粥和几条番薯,扛上锄头和砍芭刀子等生产工具,匆匆忙忙跑到生产队的篮球场集合。各生产小组的组长打着手电筒点名,接着生产队长布置当天的生产任务,天还没大亮,各小组就朝各自的工地出发了。

到达工地,根据工种的不同,大家分散在各个山头和各个地段。挖橡胶穴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的印尼新归侨和其他归侨、职工,个个身强力壮。来到刚开荒不久的山头,他们二话不说,一个人占据一个山头,根据株距行距已定好标的位置,马上投入挖胶穴工作。

定植橡胶树穴的规格为底宽40厘米、深80厘米、面宽80厘米。每人每天挖胶穴的定额是根据土质的软硬程度制定的,一般土质软的,每个工的定额是100—200个,土质硬的10—90个。如果不争分夺秒去干,是完成不了任务的。因此,大家一开锄,就各自埋头苦干了,再听不到谈笑的声音了。

挖胶穴最艰难的时刻是烈日高照又无风时,人人大汗淋漓。由于挖穴小组都是男青年,热得难耐时,许多人就干脆脱下衣服,只穿内裤干活。每天下午临收工前,小组长必须一个个验收挖好的橡胶树穴。不符合规格的,还要翻工才给予验收。今天,,兴隆华侨农场那一株株硕大的橡胶树,连绵成片的橡胶园,就是那个年代广大归侨和职工们留下的劳动成果。想起他们,人们怎能不肃然起敬呢?

印尼归侨与其他归侨和职工们花大力气劳动,工资是如何计算的呢?兴隆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就已实行“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定额承包(包干)生产管理制度。一个中等劳动力,如果一天能完成中等数量的劳动任务,定为一个工,一个工值1.36元。比如在土质较软的地段挖橡胶穴,按中等劳动力定的劳动任务(定额)是100个穴,就是说,一个中等劳动力干一天能完成100个穴,这就叫一个工的定额。一天能挖100个穴,就能得1.36元:如果一天能挖200个穴,就能得到两个工的工资2.72元。其他工种也一样实行包干制。砍芭(砍树)开荒、种花生、水稻插秧等能按面积计算的,就按亩数下定额。挖番薯畦,则按畦的长度(米)下定额。一般印尼新归侨,劳动力强的一个月可以得到40—50元工资,体弱的20元以下。

体弱的归侨和职工,收入必然低。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农场各生产队每个月都要对收入低、生活有困难的归侨和职工给予生活补助。需要补助的人,首先要向生产队提出书面申请,然后拿到全队职工大会或小组会上,由大家公开讨论,决定谁该补助。补助的金额一般只有几十元。对于提出申请补助的人,讨论补助的那个会议是不能不参加的。否则,当事人不在,就可能被否决掉,最后没能评上补助。

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年过后,印尼新归侨也成了老归侨。照顾新归侨这个说法也消失了。新老归侨和其他职工都“一视同仁”了。农场分配的定量大米、食油和其他日用品等物资,都取消了新、老之分,定量上一律人人平等。回国几年,印尼归侨原来带回来的食品、衣服等东西也基本上吃、用完了。这样,印尼归侨的生活就显得更加困难了。尤其是吃不饱的问题,是当时最突出的问题。

1962年之前,兴隆场部有一间农场经营的“消费社”,那里只卖咖啡(因没白糖),没有任何糕点卖。另外,还有一间农场开的专营定量物资的副食店、一间照相馆、一间理发店、一间手工鞋店(用汽车外胎做鞋)以及一间凭“侨汇证”才能购买商品的货物极少的华侨商店。

许多印尼归侨逢假日会带上海外带回的糖精到“消费社”去喝咖啡。想填肚子就没有好去处了。当时,农场周围有许多由万宁县政府管辖的农村、农民有一些土地,种出的番薯会偷偷拿到农场的生产队去卖。为了买番薯充饥,许多印尼归侨都把家里存下的、认为没什么用的东西拿去卖掉。

那时,兴隆国家的银行收购黄金每克仅仅几元钱,印尼归侨也舍得卖掉金戒指、金项链等饰物,换些钱买番薯。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农场。直到1961年,农场才允许生产队把一部分没种植作物的不成块的边角土地分给各家各户,作为自留地去种植番薯、木薯等杂粮,弥补了粮食的不足。这一做法受到了广大归侨和职工的欢迎。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兴隆居住的印尼归侨实实在在经历了“配给制”时期。那时,由于粮食、物资极度匮乏,必须按定量配给。成年人每人每月定量分配大米20—30斤,番薯30斤,花生油、白糖和煤油(点灯用)各2—3两。猪肉大约每个月分配一次,每人0.5斤或1斤。发猪肉时,人人都希望能买到肥肉,因为肥肉可以榨油,如果分到的是瘦肉,就很不高兴。

那时,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盼望着过年过节。一到节日,每个人都可以分到1—3斤猪肉。放假的几天,人人都很高兴,因为可以大吃一顿,享受几天的“幸福”生活。对于产妇,农场会给予一次性照顾,可以凭小孩出生证,分别买到1—2斤的猪肉和鸡、鸭蛋。抽烟的人一个月每人可分到几支或一包香烟。没有香烟时,那些“烟鬼”真会想办法,摘干的木瓜叶当烟丝抽。后来有了自留地,许多人就自己种烟叶,解决了抽烟问题。

印尼归侨一回国,首先接触了许多的“票”和“证”。这些“票”、“证”在印尼时,他们是没有看过的。他们从开始的好奇,到后来学会使用各种“票”、“证”。

粮票是最普通的一种票证。根据使用范围,可分为全国通用的“国票”、省里通用的“省票”、农场通用的“场票”。如你有余粮20斤,可以不去买米,允许领取20斤票额的场票,一旦生产队小商店有饼干、米粉卖时,可以凭手中的余粮票购买。

后来,.兴隆咖啡店有糕点卖时,也需要用粮票去买。若想离开农场到外地探亲,就要凭农场批准、办理的“通行证”,根据请假天数领取一定数量的“省粮票”或“国粮票”。无论到什么地方,有钱没有粮票是买不到饭以及粮食制品的。如果出门忘记带粮票,那麻烦就大了。

印尼归侨还记得,1961年每个成年人还发过3.6尺的布票。要把两个人的布票合起来买布,才能做一条长裤。3.6尺的布票,对一个单身汉就麻烦了,做不了长裤只能做短裤。另外,各家各户还有一本“购物本”。有了这个本子,就可以到生产队的小商店去购买白糖、花生油等定量物资。“侨汇证”只有少数人拥有。海外有人汇钱回来,银行就会根据钱的数量发给一定数额的侨汇证。凭侨汇证,可以在“华侨商店”买到诸如香烟、白糖、麦乳精三类的东西。如果侨汇证数量多,还可以买到自行车、缝纫机等高档商品。

那个年代,文化生活也相当贫乏。农村有一个电影队,半个月左右,会下到生产队放一次电影,场部(总场)每个星期六晚上也会固定放一次电影。一旦轮到生产队放电影的那个晚上,太阳还未下山,人们就会从家里搬出凳子,摆到电影场(篮球场)占好位置。除了电影,其他的娱乐活动几乎没有,所以人们观看电影的劲头很足,一听说场部有好的影片放,他们就能做到“劳动、电影两不误”。

早上去劳动时,带上中午的饭,午餐在工地吃,一直劳动到下午3点。干足八个小时后,回家洗完澡、吃完饭,又马不停蹄步行两三公里到场部看电影至深夜12点多。第二天照常起早去劳动,很少听他们说累。用现在人的眼光去看那时候人的干劲,简直不可思议。

至于到附近生产队去看电影,那就是更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一般一个人每个月大约可以看三四次电影。那时放的电影大多是国产、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最受观众欢迎的是反特和战争题材的影片,生活片、爱情片比较少。有一次场部放映朝鲜宽银幕彩色故事片《卖花姑娘》。宽银幕片,许多人都没有看过,轰动了全场。当晚,场部露天电影场草地上,天未黑就坐满了人,估计有上千人。

兴隆的另一个文化活动,是农场组织的文工团的歌舞表演。这个文工团是半脱产的,人数有十来人,演员中也有几位是印尼归侨。他们排练了许多反映农场归侨生活的歌舞,经常下到生产队演出,归侨们和职工们都喜欢看他们的演出。

许多印尼归侨是能歌善舞的,但那个时候,就很少听到看到他们唱印尼歌跳印尼舞。其原因,一是在那个大唱革命歌曲演革命戏、政治空气很浓的年代,谁敢去唱、去跳软绵绵的印尼歌舞,弄不好还会被扣上“留恋海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名。二是“肚子问题”都解决不了,谁有力去唱什么外国歌。当然,仍有一些印尼归侨偷偷在家里小声地唱《Bengawan Solo》和《Ayo Mama》等歌曲。

自从1962年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兴隆除了大米、肉类、食油和白糖等物资仍要按定量供应外,市场上的东西,如番薯、木薯、蔬菜以及鸡蛋、鸭蛋等,也逐渐多了起来。到1964年后,各类副食品就比较丰富了。改革开放后,兴隆与全国各地一样,完全取消了配给制度,从此,兴隆印尼归侨以及其他归侨、职工的生活,才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生产劳动强度也减轻了很多。

文/张柳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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