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

(悼念吕府王氏碹珠太夫人特辑)(下)

小时候住在直落亚逸街,那是一排二层楼半的战前老屋。左邻右舍对我这个傻乎乎的小孩,总叫我”新客”。那时年纪小,不会感受,也不知道这句话是否有特别含意。总之,1954年移居新加坡,五岁的我,开始了新生活!

我是由母亲抱着,从金门坐军机到台北,再由台北飞香港,经暹罗(即今泰国),辗转来到新加坡与父亲团聚的。父亲在战后1946年与母亲在家乡金门结婚后,和村里大多数的壮丁一样,为逃兵役而离乡背井,南下狮城谋生的。

在这之前,大伯父吕承盘与二伯父吕承对也已相继南下。大伯父先到马来亚的麻坡,随即又来到苏门答腊的峇眼亚比亚比,最终脚步停留在勿里洞海岛。二伯父则直接在新加坡落脚。那时,移民狮城的尚有翁文练三姑丈和吕承绚堂叔,以及另—些亲人。而在印尼,除了大伯父,尚有四叔公的次子吕承庆堂叔,及五叔公和他的三个儿子。70年代,我走访雅加达几次,见到了这几位长辈。我曾为此,在80年代中写下了《为历史的过错,悲歌》一诗,对家族分散在台湾/金门、新加坡与印尼三地,三种不同的命运,感慨不已!

在直落亚逸街的日子,我们这一家人住在230号二楼。仅隔一间之遥的234号,住着二伯父与三姑丈两户人家。不久,祖母抱着二伯父的长女也来到新加坡。童年的美好回忆,就从亲人欢乐相处的时光开始。有一年,我的生日,二伯父送了一辆三轮脚踏车给我,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份很贵重的礼物了。

这时期,四个弟妹相继到来,让小屋子更充满生气。虽然,和二伯父、三姑丈与承绚堂叔相比,我们一家七口还是人数最少的家庭。父亲略识之无,靠劳力为生; 母亲克勤克俭,持家有方,一家生活倒也无忧无虑,算得上是小康之家。父亲有时放工遲了,他会打包食物回家,那怕我们已用了晚餐;  或是睡觉了,也会叫醒孩子。小时候的我们,不曾有过饥饿的感觉!

谈到夜宵,我们都喜欢吃蠔煎,现在还是。我不知道喜欢某一种食物,是否也有基因的遗传,但我的两个孩子的确是如此,也都喜欢吃蠔煎。

60年代在直落亚逸街与厦门街的交界处,就在我曾就读的崇福学校前,夜间路旁总有一家临时搭建的蠔煎煮炒摊,它就类似我后来在雅加达芒加勿刹大路旁见到的一样,佔地还是蛮大的。夜晚临睡前,特别是在周末,父亲会带我们去光顾,坐在摆放着桌子的五脚基快乐地吃着,惟独总是少了母亲。母亲总是说不饿。那时没有电视,她自己一个人留在家中料理家务。

只有在看电影,以及探访亲人时,母亲才会与我们一道出门。印象最深的是举家出去观看”刘三姐”、”五朵金花” 。大华戏院、金华戏院离家不远,走路没多少分钟。有时会去偏远的巴耶礼峇乡村探访母亲的姑妈。那时,弟妹们年纪小,格子也不大,一家七口挤在霸王车子里,20多公里路并不会觉得拥挤和辛苦。回家时,姑婆会要我们带走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水果,有时是香蕉,有时是红毛丹。幸运时,两种都有。那时才知道,有些水果是不必用钱买的!

5、60年代中,在新加坡独立之前,经济萧条,市民生活不易,许多家庭,夫妻两人都得工作才能糊口,甚至孩子也得在课余赚取外快,帮补家用。母亲曾戏谑地说:“我从未打过工,赚过他人一分钱!”  我想,母亲打从心里是以父亲为荣的。父亲就像一棵大树,全家在他庇护下,快乐地生活着!

但母亲从不浪费金钱,捨不得为自己添购新衣,出门总是那几件。我结婚后,內人擅长缝剪,新年都为她亲手制作新衣。别人称赞时,她会说是媳妇做的,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60年代末,在市区重建计划下,我们和毗邻的亲人陆续搬离了直落亚逸街。父亲申请到了河水山组屋,我们在那儿住了整十年。80年代初举家迁往裕廊东。90年代,父母亲和大妹又迁到蔡厝港,我则南下到武吉知马——那我中学时代就熟悉了的地方!

2002年8月,父亲不堪前列腺癌的折磨走了。虽说三妹一家人与母亲和大妹近在咫尺,我们也逢周末或星期日前去探访老人家,然而,没有父亲的日子,母亲在平日的大半时间里,就只能看着本地和台湾的电视连续剧。虽然,内人和其他家庭成员,每天也都会拨电问安,闲聊几句。

母亲不想出远门,甚少出国旅游或是探访远方亲戚。记忆中,她去过雅加达参加基泉堂弟的婚礼,出席大伯父与大伯母的银婚庆祝喜宴,以及父亲走后,我们带她去雅加达散散心。她也返乡三几次。最近的一次是在10年前,与舅父及姨妈等亲人欢聚数日。母亲也到过北京、天津;   后来也去了厦门、泉州等景点参观。

母亲迈入80高龄时,家人都曽想给她找个女佣陪伴,但她总是拒绝,每天依旧自己弄午餐,也准备晚餐给女儿和孙子们。母亲独立、刚毅的性格,在她认为自己还行的时候,她总是不想麻烦别人。或许,她不想孩子们花钱,总是说:“我自己还做得来!”

母亲自伤心挥别双亲和弟妹们,离开金门,直到1978年9月才有机会见到睽别多年,首次来星的老迈双亲。然而,欢聚的日子毕竟很短暂,快乐的时光稍纵即逝。我那吋刚好获选成为新加坡青年船代表,两位老人家也和我父母一起到樟宜机场,送我飞往吉隆坡。两个月后我结束活动从日本回来,他们也已回返台湾。

1981年,就在我婚后不久,大儿子出世四个月后,母亲终于可以暂时卸下管家的重担,在父亲的陪同下,首次回去台湾和金门省亲。距离当年下南洋,转瞬已是27年!

其后,外袓父外袓母相继去世,母亲没能回去台湾送终。接到噩耗,母亲悄然落泪,有—段日子悒悒寡欢,闷闷不乐。我们都知道,至亲远去,身为子女者却不在身边,她是多么遗憾,多么难过啊!

母亲在去年11月开始健康每况愈下。我们轮流上去母亲家陪她。去年12月我应邀返乡出席”闽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匆匆一星期,之后未敢有任何其他旅游计划。内人也取消原订去金门,再与我前去苏州的计划。

母亲受尽病魔折磨,后期疼痛万分,但她对医生和护理人员,却从不诉苦,回说 “没事”!  即便后来雇用照顾母亲的印尼女佣维娜(Wina),  也说母亲太仁慈了,从没看过母亲发脾气。这位在台湾,也曾在金门花岗石医院服务多年的护理人员,会说闽南语和华语,在照顾母亲的—个月里,经常逗着母亲,聊起金门的点点滴滴!我想,病中的母亲,又会勾起许多金门的回忆吧!

我在维娜外出午餐时,有时见到母亲疼痛的脸部表情,也只能学维娜轻轻地来回按摩母亲的颈部。在病重的亲人身旁,我才清楚自己一无是处,一点忙也帮不上,无法让母亲减轻痛苦!

母亲病重,我们固然希望她能再熬多一些时日,却又不忍心看着她随着日子的稍长,脸上不断涌现的痛苦表情。我们束手无策,心在淌血!

初八(2月1日)傍晚,全家人心情凝重地守在紧急病房里,无助地看着病危的母亲。而在母亲停止呼息的那一刻,一只深褐花纹的黄色蝴蝶倏地轻飘飘出现,然后飞走。

母亲化着蝴蝶飞走了 ! 飞到诀别18年的父亲身旁,永远在一起!

母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寒川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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