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园地》471. (2024.07.20)
大坡趟小坡
大坡趟小坡大坡趟小坡小坡辗辗軻蕃仔牵蕃婆落坡去𨑨迌这是小时候常听家父刀刀的南洋闽南语唸谣。 父亲来自马来西亚，家人亲戚与新加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话说一九六三年，曾经同是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联合邦、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新加坡共同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 当时人口不到二百万的“星加坡州”因為地理位置便利吸引了不少华 洋商号进驻，人口比例也以华族为多，於是被散居於马来亚各州府“ 甘榜”的华人子弟视为利於求学觅职、安身立命的大埠头（闽南语“ 埠”音同“坡”）纷纷“落坡“去那里读书或打工。 我的姑姑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未曾料想的是，入帮（邦）才不到两年的新加坡州，却因时任州首席部长李光耀与联邦政府的执政理念每每相左， 再加上几乎是在同一期间， 新加坡本土相继发生了连串严重的种族骚乱且愈演愈烈， 令联邦政府十分头疼。 於是便有了后来马来西亚联邦议会以零票反对， 一致通过将新加坡逐出联邦、李光耀“含泪尽诉马来西亚情结”以及 新加坡共和国在同一天正式成立等种种场景。 於是乎，刚走出学府的姑姑、姑丈和许多当年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高知青年也因时顺势， 加入了刚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第一代政府执政团队。 拥有英国伦敦大学执业律师资格的姑丈，九十年代更以少数党身份当选过几乎清一色由执政党垄断的国会议员 。 姑姑是中央肃毒局高管的中英文秘书。 虽平日里老抱怨她那位“患头风症”（包头巾）的印度裔上司， 却也勤勤恳恳，一路服务直至退休。 千喜年伊始，我才第一次踏足新加坡，那是趟类似“寻根之旅”的首站。 姑姑一家无例外地和大多数新加坡国民一样，住在楼下设有熟食中心的政府组屋。 三个儿子也正在质优的公立学校接受高等教育。 记得那天去探望姑姑，一上楼就被几个不同族裔一起玩耍的孩子所吸引。 姑姑家的左邻右舍住着华、马、印等各色家庭，据说这是新加坡政府 为促进族群和谐的刻意安排。 但无论从任何角度看，这政策也挺有创意： 至少孩子不用上补习班也能在与邻居发小玩耍时学多几种语言。 那天隔壁的马来太太因为邻居来了客人， 还特意过来跟我们寒暄了几句。 户外阳光炙热，从姑姑家窗口望见组屋楼下搭着个白色帐篷，姑姑告诉我：那是有人家正在办白事… … 转而想起刚才闹市街边见到的那些摆放着供品的临时祭坛（ 彼时正值中秋）突然觉得挺梦幻：彷若时光倒流， 回到那个人们把新加坡河两岸分成繁荣的“大坡”（南岸， 华族聚集）、和“欠发达”的小坡（北岸，马、印及其他族群混居） 的年代。 如果说姑姑、姑丈等老一辈新加坡人是国家的脊梁骨，那么堂妹夫妇则就是后来源源不绝从马来西亚注入新加坡的新鲜血液。 堂妹温婉秀慧，是星航的美丽空姐，她的建筑师丈夫则任职新加坡政府建屋发展局，专门负责“组屋”的 设计建造。 他们俩同样来自马来西亚，为共同的理想筑梦新加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第一次新加坡之旅除了探亲之外，陪我去圣淘沙游玩的，居然是老家年少时就认识的一位学长。 学长夫妇早年获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美国，多年后辗转到新加坡研究所工作。 他乡遇故知，大家自然聊得热络。 问学长对新加坡这些年发展的看法？答案是：清晰的身份认同、稳定的政治环境、 清廉有效的公共服务加上各路精英人才的共同参与。 “可惜这个国家太小啦!”学长说，“夹在几个穆斯林国家当中， 不得不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发展。 ”。 学长打算在一双儿女中学毕业后重返美国。 “毕竟新加坡比较注重华文教育，孩子小时还是要多打点中文基础。 ”学长说。 这些都是二十年前首访新加坡的一些记忆碎片。 那时迅速发展的新加坡虽已被称作“亚洲四小龙”，但给我的印象依旧是个民风保守、 到处有熟食中心却难觅见豪华大酒楼的几近“素顏”的地方。 与同时期的繁华香港自不可相比。 转眼许多年过去，期间虽也陆续去过几次新加坡，但大多是行色匆匆，未作过认真停留。 直至去年圣诞节期间， 我们与儿子一家才又有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新加坡“探访之旅”。 儿子与媳妇带孙儿女们回娘家探望父母，我们则访亲、观光两不误。 四年前（2019）才落成的“星耀樟宜”机场那座挑空十层楼高、佔地一万四千平方公尺的巨型人工雨林瀑布，不仅极具视觉震撼效果 , 更是目前世界最高的室内“雨漩涡”。 那些层层叠叠沐浴在人造微风细雨下的热带棕櫚灌. 木,和缓缓穿行在鲜花盛开的空中森林山谷中的小火车， 好似也在向来往游客诉说着新加坡岁月变迁物换星移的故事… … 岁月让新加坡逐渐蜕变成世界一流的城市，岁月也带走了早年为新加坡建设发展立过汗马功劳的老一辈新加坡人。 姑丈和姑姑在疫情期间已双双离世， 他们的三个儿子也都没有因父母的影响或庇荫而从政或进入政府体制 。 二表弟虽也学法律， 如今却是一家私人商业律师事务所的董事总经理。 堂妹一家於多年前举家回归马来西亚，提前过上退休生活。 他们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独子反倒成了马来西亚的“海归”精英。 不久前与堂妹线上聊天，说起新加坡近来国运昌荣，经济急速发展，连带也推高了房价。 土地短缺的新加坡政府於是出台了向非本地公民的购房者开徵65% 的购房税。 堂妹不无希嘘地自我调侃：“当时我们以八十多万新币卖掉的房子听 说如今已卖到将近三百万！感觉像发了个富豪梦… … 呵呵呵！” 堂妹还从姑姑儿子那里听说政府正在向他们追讨姑姑生前居住的组屋 ，因為他们兄弟仨各自的收入都远超出了政府组屋条件的上限， 且都拥有自置的物业。 正所谓“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学长果然在女儿考上威斯康辛大学后便举家回美国去了。 而我的一位娘家小表妹则在大学毕业后, 从德国的见习机构辗转到新加坡大学修读硕士，并留下来结婚生子、 “落叶生根”（李显龙语）。 新加坡大概是世上最善於解读“知识就是力量”并做到“极致”的国家。 政府每年投入教育的经费之大仅次於国家军备预算。 或也可以理解成：国民教育的重要仅次於国土安全。 长久以来，新加坡政府在公民为先的基础上以优渥的奖学金吸引周边 国家学业成绩优秀的小学、初中生到新加坡接受教育。 这些年来身边不乏这样的实例：香港老友的儿子、 中国大陆同学的女儿、老家的表侄，甚至菲律宾邻家的孩子… ..这些跨海而来的“小学霸”中学毕业后有的去了美国深造， 进而成了美国学界精英，可更多的会选择留在新加坡继续选修大学， 毕业后也就顺理成為新加坡的可用人才。 这些从小学到高中，多年由新加坡“奶大”的孩子， 在认知和情感上自然都会带有某种“新加坡情节”——或许这就是新 加坡政府的精明所在。 那天婉拒了亲家接我们去植物园游览的提议，决定信步沿酒店不远的那条新加坡最长的 “武吉知马”大路往市中心方向走。 没有时限，亦不预设目的：路上随缘的风景才是最可贵的遇见。 果不其然，我们在这条离市中心仅十公里的路上不仅与植物园擦身而过， 也意外地在绿树掩映、花影簇簇的“陈嘉庚地铁站”附近偶遇了嘉庚 先生早年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 这所历经沧桑的百年名校几经合併、改制、更名，蜕变成如今集初中、高中、寄宿学校、 国际学校和研究所等多项功能於一身的大型学府——“新加坡南洋华 侨中学校”。 从大型中式碑坊的校门，可望见远处一座殖民时代风格的钟楼建筑，这便是华中的地标建筑，也是新加坡的国家历史古跡。 有别於闹区高密度商业高楼或组屋楼群的街区景观，武吉知马一带坐落着好些新旧洋房和低密度私家公寓。 由于附近藏着几个自然小公园，这里的环境也显得特别幽静。 据说许多跨国企业派驻新加坡人员都喜欢选择在这里居住。 不同族裔的家庭背景、严谨的教育体制加上多元的职场文化（也有说欠缺个人创业空间）, 新加坡似乎也是个“出產”职业经理和企管人员特别多的地方。 当亚洲掘起，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间，能说汉、 英双语、训练有素的新加坡精英， 自然也被跨国企业视為派往中国和亚洲各地的最佳管理人选。 常被调侃的Singlish（新加坡式英语）也成了新加坡精英的 “标志名片”。 平安夜那天，刚从外派地区总经理岗位退休回归新加坡的亲家夫妇，热情地请我们与家人一起在其母校新加坡大学的俱乐部餐厅（ 这国连高校也谙生财之道！）共进晚餐。 期间亲家碰上的熟人，竟也多是回家过节的新加坡外派人员。 来去自如、荣辱不惊，这才是一个国家的底气和自信。好友的侄女比莉一家是疫情期间才从上海移居到新加坡的。 比莉很优秀，复旦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上市公司任高职，有两个喜欢也很会读书的儿子。 丈夫调职，公司亦能为孩子们提供国际学校的名额，比莉於是“孟母 三迁”，辞去条件优渥的职位， 来新加坡当个不被允许工作的陪读妈妈。 类似比莉这样从中国内地到新加坡工作、读书、定居的家庭近来忽然多了起来， 这还不包括几个特殊时期从香港涌入的移民。 新加坡总人口的最新统计已接近六百万，四十年间几乎增长了200%，已成了全球人口密度第二高的城市。 生活成本指数也跟着水涨船高，都与瑞士的苏黎世齐名， 并列全球第一。 尽管最新统计的新加坡人均生產总值（GDP）全球排行第六、亚洲第一，但人们每周的工作时数平均45小时，是亚太区最长的， 甚至超过了临近的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 忽然觉得那天在熟食中心受到那位卖卤鸭肉阿婶的不待见, 以及行程最后一天在商场食肆吃饭时要了两杯白开水（服务生直接水龙头下接的）结帐时被加收了三元新币… …. 一切似乎都情有可原。 执政二十年的李显龙总理在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以任内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讲为其四十年的从政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李显龙语重心长、情深意切地告诫新加坡国人：… …世界改变了，我们必须拿出与时俱进且具创意的对策… … 我们必须永远保持这样的心态、做长远的打算，耐心而坚定地为之努 力，为新加坡建立长久优势。 不止为这一代人，而是为了未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这充满竞争与分裂的世上生存并繁荣下去。 候任总理黄循财即将於五月十五日宣誓就职，续写新加坡故事的下个篇章。
(2024年5月3日写于马尼拉)杜鷺鶯 (菲律宾)姑姑、姑丈60年代初的结婚照剪报。彼时姑丈任新加坡警务督察，姑姑服务于政府肃毒局 ———————————————————— —————————— —– 作者（左二）90年代首访新加坡与姑姑、婶婶和堂妹合影———————————————————— ———- 华中的地标建筑一一钟楼—————————————————————————————————————————— —————————— —————————— —————————— ————- 逃亡路上
18. 我終於到了难民營
一九七九年五月我随“半公开式”难民潮到了马来西亚。
我们不是直接泊岸 , 而是半途上遇上美国钻油船被救起。
几经波折把我们送到难民营。起初 , 马来西亚当局以“人满之患”为藉口拒绝油船入境放下难民的要求 ; 随后我们看到一艘海上巡逻艇泊近和美国油船上有话事权的人磋商 , 之后美国人把一箱箱的罐头食物和啤酒送上马来西亚边防官员的船上
, 收货后我们立即得到“批文”准许上岸。 上岸也未正式进驻难民营 , 我们被集中在柔佛州丰盛港一个荒废的篮球塲上等待安排 , 在这里我们接受简单的问话和打“手指模”。
我记得很清楚 , 為了轮候水喉水煮饭 (只得一个水龙头滴滴流) , 我和太太轮替等了廿四小时才得一桶水。
我看到有几个“秀色可餐”二八年华的少女和马来西亚官员搭汕聊天 , 不一回就骗回来几桶食水 ; 不愿搭汕聊天的师奶只好摊开双手耸耸肩叹无奈!
在这个泥地的篮球场上逗留了两星期 , 我们过着“蔽天蓆地、风餐露宿”的生活 ; 晚上我和太太仰躺在湿漉漉的泥泞上, 让三岁的孩儿睡在我们身上。
我嚐尽“海外孤儿”的痛楚。有一次 , 我越过篱笆向当地居民乞求一个“烂瓦煲”用来煮饭吃 , 结果被马来西亚警卫发现, 把我带到公众面前拳打脚踢 , 围观者都是中国人却不敢发半句怨言,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和我同一命运。事后我流着泪思索“此生身为中国
人是有幸还是不幸”? 挨过了两星期 , 我们被转解到 Pulau Tangah 难民营 , 在甲板上等候安排入营时 , 有不少人不谙英语错误地没有听从官员的指示排队, 又受到拳头痛击。唉 ! 我目睹一切又能做到甚么呢 ? 中国人民的苦难何时了 ?
办完手续天色已暗 , 手里拿着泰国海盗搜刮剩下的细软 , 我看到难民帐篷露出的微弱灯光 ! (待续)
黃应泉 (加拿大)
这帧“逃亡船民”的旧照 , 由德国一名记者拍摄, 勾起了当年“投奔怒海”的伤痛 ; 多少人魂断公海葬身鱼腹 ? 又有多少人惨遭海盗蹂躪痛不欲生 ?